这位动漫女主变“心”也太快了，所思所想全凭后宫姐妹们的几句话
第826期 | “日本病”究竟是什么？
第827期 | 日本人为什么逃避责任？
东灵聊动漫：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，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。看这部炒股番《我们无法一起学习》真是深有体会。本篇东灵君来聊聊第二季的第一话，学霸们就爱如此跨服聊天，她的内心所想真是变化快。
我和你讲成绩，你们却在谈尺寸
从第一季到第二季《我们无法一起学习》这么神速地接上了，这待遇真好。暑假的一次模拟考试成绩下来了，数学天才绪方理珠的文科成绩考得有点糟糕，等级为E（A最好F最差）。
此时，和她一起补习的几位后宫姐妹正在想象“泳装”的暑假，可惜还没到七八出福利的去海边度假时候，这才第一话。她们聊起了女孩子们的私密话题。长相都不差，特长每个人都有，这些维度她们实力相当。于是顺着泳装，她们聊到了胸围。这一指标的王者非绪方莫属。说曹操曹操就到了，绪方刚好拿着成绩单走进教室。
第一次跨服聊天开始，绪方说自己成绩“变成E了，你们是多少？”。她们却理解为胸围变成了E，纷纷爆出自己的尺寸。古桥文乃妹妹说自己是A，绪方羡慕并夸赞之。文乃妹子备受打击并表示出嫉妒和不满。
后来真相大白，原来绪方在说成绩。先前的不愉快得到缓解，为了找回失去的团结友爱，姐妹们开始树立新敌人。于是她们的辅导老师唯我成幸同学被拿出来当了“背锅侠”（众所周知，树立敌人是搞好内部团结的有效手段）。男主被扣上了闷骚色鬼的大帽子。
与此同时，思想纯洁不谙世事的理科天才绪方瞬间被姐妹们“洗脑”了，原本的玩笑话，在她心里扎根萌芽。本来优先代表成绩的ABCDEF，变成了优先代表尺寸。
我跟你讲尺寸，你却认为在讲成绩
男主听说绪方没考好，想给她加油鼓劲，课业辅导时就如此发问“你是不是D……或者E啊”。先前被带到河沟里，满脑子都是胸围问题的绪方以为是问尺寸。第二次跨服聊天又开始了，结果如何不多说。男主所有安慰的话语都绪方以“色狼”的话语进行了二次编译，人们的大脑对于语言的理解处理能力真是强大……。
故事就聊到这里，没看的抓紧看，此话有风险，且看且珍惜。若以正能量视角去看，这段搞笑小故事也是值得仔细品味的。
假如没有这些后宫小姐妹在中间进行的一次“思想灌输”，而是绪方直接和唯我成幸进行直接对话，那么是不是就不会闹出这些尴尬的笑话？两个都把E理解为成绩的人是不会因此跨服聊天的，相互鼓励打气，努力学习的温情励志故事将会上演。接触的人事物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，人们的思想变化到底能多快？看了这话小故事东灵君是更有感触了。
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解读，“我们无法一起学习”上演的是不同人之间的。绪方和文乃讲成绩，文乃和绪方讲尺寸。绪方和成幸讲尺寸，成幸和绪方讲成绩。人家这是为了讲一段有趣的故事。这若是放到同一对人身上，那就变成了传说中的糊弄人的套话“我和你讲XX，你和我讲XX”句式。比如，我和你谈现实，你却和我讲情怀。我和讲情怀，你却又和我谈现实。这就是彻头彻尾的“耍无赖”，对待此种模式和人，下图的应对方式我最喜欢，少废话别绕圈子，直接戳痛点。
例行福利：《我们无法一起学习》第一话后半段全是福利，应该把浴室的管理员拉出来……。都说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但是唯我同学已经两次走进了“同样的澡堂”，这仿佛就是个奇迹，概率已经无法解释，量子力学快来背锅。广而告之，近期几篇都在聊动漫故事中和概率相关的话题，左上角关注订阅，可翻看。
后记：本作中的这些无悔和日语的习惯表达有关系。下面这篇内容可以站在更高的一个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。以下内容转自，逻辑思维。全文转载，懒得编辑了（侵删）。
第826期 | “日本病”究竟是什么？
和你一起终身学习，这里是罗辑思维。
你如果去过一次日本，哪怕只是短期旅游，基本都会对日本留下非常好的印象。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都那么整洁、有秩序，人人都那么谦和，有礼貌。做事也都是尽心尽责，精益求精。不管你对日本这个国家什么态度，这一点好像大家都承认。
但是，最近我偶然在得到App里打开了一本电子书：日本人近藤大介写的《中国缺什么，日本缺什么》，里面有一个章节居然写着，“日本缺什么？责任感。”奇怪，日本人做事那么负责，怎么会缺乏责任感呢？
这本书的作者近藤大介，作为日本著名的出版社“讲谈社”在中国的负责人，曾经在北京居住过三年，还长期担任两国商务活动的翻译。所以他对两个国家的观察都很有深度。
他为什么说日本人缺乏责任感呢？
这要看你怎么定义“负责”这个词儿了。如果能把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事情干好，这当然是一种负责。但是，如果这个事超出了我的责任范围呢？我要是还敢说，这锅我背，这也是一种负责啊。
比如，我们在影视剧里经常看到，有的人说：“这事你们不用争了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我负责。”
就是这种负责。
你发现没有，这两种负责，有的时候是冲突的。举个例子。一个医生要是对你说，这个手术要是做的话，会有以下风险：一二三四、甲乙丙丁。如果你确定要做，你自己签字。我可是穷尽了我所知道的医疗知识，把所有风险都告诉你了，我负责吧？但是作为病人，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种医生，他会说：“你这个手术虽然有风险，但是我强烈建议你还是做。”我们把这种医生才看成是负责任的。
你看，这两种负责之间的区别是：对于不确定的风险，这口可能存在的锅，你背还是不背？
近藤大介说日本人缺乏的，就是这后一种责任感。他的洞见就在于，日本人就是通过前一种负责来回避后一种负责。也就是说你把一亩三分地里的活儿干得尽善尽美，这不见得是美德。因为，你可能是在甩锅。
举个例子，比如某公司内部提出要搞一个新产品。研发部门写出了一个策划书。老板一看，我得负责啊，全公司各个部门都看看，都提出自己的意见，直言无隐。法务部门一看：嗯，这个策划有可能因为侵害专利权被其他公司起诉，甭管风险有多大，勿谓言之不预也，我尽责了。销售部门也这么尽责，大笔一挥写上一条：对于是否真的能够提升营业额，尚存疑问。财务部门写的是：研发费用严重超标。废话，新产品，新想法，当然不在预算里。但是财务部门尽责了啊，风险我可是提示了，这锅我不背。宣传部门一看：嗯，因为是新产品，教育用户的成本很高。你看，这话也没错，人家也尽责了。
这么走上一圈，几十上百条负面意见就摆到了老板的桌上。老板，也是职业经理人，好不容易升上来的，这时候要他胆敢力排众议，说新产品坚决上，出了问题我负责，这需要多大的担当和勇气？站在他的角度，什么都不做，反而是最安全的。
近藤大介说，之所以大量的日本企业患上了“日本病”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每一个环节的尽职尽责，导致实际上没有人对企业的发展负责。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“逃避责任”。
在《中国缺什么，日本缺什么》这本书里，他拿夏普公司举了个例子。
夏普公司很有名，但是起家是靠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产品起的家。什么呀？皮带头。就是裤腰带上的那个金属头。
20世纪初，日本人开始不穿传统和服，改穿西装，皮带的需求剧增。1912年，19岁的早川德次，也是夏普公司的创始人，当时他还是一个见习金属工匠，就开始干这个，赚到了第一桶金，创立了夏普公司。然后一路走来非常辉煌：世界上第一款自动铅笔、日本第一台收音机、第一台电视机、第一台微波炉、第一款笔记本电脑，都出自夏普公司的手笔。创新力了不得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，夏普公司在液晶显示技术上，不仅是首创者，也一直领先世界。最辉煌的时候，夏普一年的销售额达到2400亿人民币。
但是，到了2012年左右，夏普的发展趋势突然掉头向下，出现巨额的亏损。1912年到2012年，这正好是公司创立100周年。本来要在东京的总部大楼搞100周年的庆典，结果呢？2012年，不得不把总部大楼都卖掉。
那你说是为啥？分析可能有很多。什么管理不善，技术路线错误，创新乏力等等。但是这些表象的背后又是什么呢？
近藤大介说，就是那个问题：逃避责任。
为什么夏普公司早期能那么辉煌？这和创始人早川德次的理念有关。1980年，早川德次逝世。他在临死的时候留下遗嘱说：“我希望夏普能够不断开发出让竞争对手争相模仿的商品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做什么，对手就学什么，看起来风险很大，但是只有这样，企业才有竞争力。因为被迫不断创新。
但是早川德次一死，继任的夏普管理层的策略就变了，提出另外一个目标：“以第一无二为目标”，这听起来也很正确吧？但是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？是这么一句话：我们不能冒风险去干那些别人能够轻易模仿的事，我们要专攻那些最尖端的技术，确保别人追不上。这样一来，就没人说我们没努力了，我们所有人都尽责了。开发多种技术？失败了谁负责？不断推出新产品？搞砸了怎么办？就沿着现在的技术路线产品路线一路狂奔就好了，反正我们尽力了。
但是你知道的，这么一来其实风险更大。你在狂奔，你的追赶者也没闲着。一旦市场风向突变，或者一旦技术路线走错了，根本就没有回头的机会。而且，你在一条技术路线上狂奔，狂奔到最后，很多创新，市场根本就不需要，或者用户根本就没感觉，但是成本可是就上去了。
对，夏普公司就是这么走上了下坡路的。创始人去世之后，管理层都在追求尽心尽责，精益求精，不愧对工资，但是没有人对这家公司的未来负责了。其实横向看，日本那个时代的著名公司，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松下、东芝、索尼，都有着类似的命运。
你发现没有？如果是变化没有那么大、那么快的赛道，日本公司的表现都还可以，因为普遍职业素养比较高，人人尽责。但是在变化快速的电子行业，日本人这种独特的逃避责任的文化，往往就会结出恶果。
书中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很深，2012年8月30日下午，有一个人在夏普公司里面大声吼：“你们日本人，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决定一件事？你们到底有没有一点责任感？”这个人是谁啊？郭台铭，富士康的老板。
郭台铭当时一听说夏普遇到了困境，就赶紧抛出了一个收购夏普的邀请。我出价，你们卖不卖，给我一个痛快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日本人独特的“逃避责任“机制又启动了，反复地公文旅行，反复地开会研究，研究的结果通常都只有一个，就是下次开会研究的日期。不管郭台铭这边怎么催日方的回答都只有一个——“尚在研究中”。所以最后气得郭台铭大声怒吼，然后摔门而去。那这个收购什么时候才完成？2016年。距离这件事启动，已经4年时间过去了。
你看，每一种美德发挥到了极致的时候，往往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。
那问题又来了，这是不是当代日本文化的问题呢？近藤大介说，不，逃避责任，这是整个日本文化的深层问题。从这个角度，可以解释很多我们很难理解的日本现象。
这个深挖一层的话题，罗辑思维，我们明天接着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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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27期 | 日本人为什么逃避责任？
昨天我们聊到了一本书，近藤大介的《中国缺什么，日本缺什么》。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观点，日本人是在用表面上的认真负责，来逃避更大的责任。
昨天我们说到了夏普公司的案例。那请问，这只是近些年的现象吗？近藤大介说，不，这是日本文化的底色。
近藤大介常年担任中日双方商务活动的翻译。他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谈判的时候，总会出现一种“车轱辘话”现象。比如下面这段对话：
日方董事长：向您通报一下，与贵公司的合作项目已经得到了我公司董事会的批准。
中方董事长：也就是说，董事长您批准了，对吗？
日方董事长：项目是由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。
中方董事长：但是，您就是公司董事会的最高负责人，所以项目还是要得到您的批准嘛。
日方董事长：应该是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。
中方董事长：难道，董事长您个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吗？
日方董事长：我只能说，是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这个项目。
你看，车轱辘话发展到这个份儿上，中方的人难免就在心里嘀咕了，你到底啥意思？你作为董事长还不认同这个项目，那还搞什么搞？日本人想的是，我们董事会都批准了，你们还这么追问，是不是有什么言外之意？你看，一个已经批准了的项目还能这么陷入僵局。
问题是：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说话？这就要追溯到日本文化的底层了。
在日本人看来，我是集体中的一员，我不能出风头，要和其他人保持一致，我的意见要躲在其他人或者东西的后面才能讲出来。这是日本文化的基因。
这一点也很明显地体现在日语的表达习惯中。
我们中国人说话，你我他之类的人称代词，通常都会出现在句子的开始位置。其实西方语言也是一样。但是日语不同，日语很少用到人称代词当主语。
比如，我们中国人说，“我把饭做好了”。日本人说话就直接把我字省了，说“饭做好了”。你别觉得这里面饭是主语啊，饭是不会自己做好的。在汉语看来，严格说这是个病句。再比如，我们汉语的结构是：“董事长批准了某项目”，换到日语的表达通常就会是：“某项目董事会批准了”。那到底是谁批准了呢？嗯，没有人，所有人都不想对这个事单独负责，要躲在一个集体的后面，还要躲在宾语的位置才有安全感。
你可能知道有一部著名的日本长篇小说，《源氏物语》。大概的写作年代是公元1000年左右，中国的北宋时期。这部小说号称是日本的《红楼梦》，有54回，近100万字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么长的小说中居然几乎没有主语。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来推测每段话，说话的人是谁，又是对谁在说。
请注意这个词——“物语”。 我请教一位通晓日语的同事，卞恒沁博士，他就说，“物语”这个词其实就是对日语特性的最好的描述。对，日本人的观念世界和语言世界里，不太有人的位置，世界的主体是“物”，人是躲在物的后面说话的。
有一个著名的故事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问他的几个学生，英文的“I love you”翻成日语该怎么说？学生们翻译了几种方案，川端康成说都不对，如果是日本人的话，只要翻译成“今夜月色很好”，就可以了。这当然是一段文坛佳话，日语含蓄的特点被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但是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视角，连“我爱你”也要变着花样，躲在月亮的后面才能说，这岂不也是一种日本人独特的逃避责任吗？
理解了这个角度，很多日本历史中让人困惑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解释。
比如说，日本天皇是所谓万世一系，就是自古至今都是一个家族的基因传到现在。这一点，中国人很难理解：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嘛，为什么日本人不换皇帝呢？答案是，天皇自己执政的时间非常短，天皇制成熟之后，很快就切换到了幕府时代，就是幕府将军掌权，天皇是摆设。
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，这种乱臣贼子以下犯上的事，这种现象可以有，但不会长久。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多少会有忠诚于皇室的人，要来个拨乱反正吧？把幕府将军干掉。或者幕府将军掌权时间一长，就会自己篡位当天皇吧？
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场景，在日本历史上偏偏就是没有。幕府时代长达670年的时间，日本一直保持着这种奇怪的政治结构。
按照近藤大介的解释：这不是什么乱臣贼子篡权，架空皇帝的故事，这是天皇和幕府将军都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构。因为在这个结构里，大家都可以逃避责任。
你看，将军能够以“代天皇执政”为由，巧妙地避开责任。出现问题，天皇背锅。但是在天皇看来，我任命了大将军，我又没权，我有个啥责任？所以，这是一个精巧的默契。双方都在实践日本民族最大的人生哲学——逃避责任。
好了，到了明治维新时期，日本开始现代化转型，天皇又有了实权。但是这个过程又是非常短暂，明治天皇执政的45年，算是大权在握。但是到了他儿子，大正天皇，身体不好，更准确地说，有精神病。他曾经在开国会的时候，把诏书卷起来，当望远镜看人。还有一次在观看军事演习时，他会突然跑下检阅台，打开士兵的背包乱翻一通。这几十年皇帝是这个德性，天皇又大权旁落。他的儿子昭和天皇继任的时候，日本又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国家。怎么个奇怪？就是又形成了一个所有人都逃避责任的政治结构。
比如，在二战历史上，一直有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，就是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。对啊，按照当时的日本宪法，天皇是国家最高决策者，日本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你不负责谁负责？这是我们的理解。
但是站在昭和天皇的角度，另有一番解释。当时日本的国家最高国策会议，是“御前会议”。那么从1931年“九·一八事变”到1945年二战结束，一共14年，你猜开了多少次“御前会议”，只有15次。基本是一年才有一次。而且在御前会议上，天皇基本是不吱声。
这个会议从议题到结论都已经事先做好了脚本，天皇先象征性地询问几个问题，然后说一声：“诺！”内阁大臣们就可以对外宣布——某某项目已经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了。
所以，日本当年干的那些坏事，在军部看来，我们的政策得到了天皇的首肯啊。在天皇看来，我的确说了“诺”，可以，但是我只是礼仪性地出席了会议，我是闭着眼睛批准了军部的决定。你看，这又是一个有利于双方的“逃避责任”的组织结构和双方的默契。
1941年12月7号，日本偷袭珍珠港。决定这次行动的御前会议是12月1号开的。请问这到底是昭和天皇的决定？还是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决定？又或是其他军部高官的决定？到今天还是一笔糊涂账。日本就这样被一帮逃避责任的人推向了绝路。
按照近藤大介的看法，这是日本民族的性格底色。
每个人都躲在一个结构性的掩体后面，想逃避责任。但是，站在外面一看，其实不仅责任逃不掉，反而成了日本国家悲剧的源头。带着这个视角，也许我们更能够看懂日本的桩桩件件。
顺便说一句，近藤大介的这本书，《中国缺什么，日本缺什么》，是我这几年看到的最好的日本作者写的书。对于中国的分析，其中有些篇章也值得一看。今天得到电子书里面，这本书还有特价。推荐给你。
